五十年前，德法两国时任首脑戴高乐和阿登纳代表双方签订《爱丽舍条约》，这成为德法和解和欧洲联合的重要里程碑。

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

作为欧盟核心国，德法两国间长期稳定的理解和信任对欧盟凝聚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实现了煤钢资源在西欧各国之间的最优配置，解决了德法多年争夺的煤钢资源的归属问题，使德法从宿敌变成了合作者，欧洲在运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冲突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经验：那就是如何超越民族国家体系，超越以传统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权力政治和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促进和平与安全，不断拓宽共同行动领域，实现在更高层面上的共同利益。

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初，德法轴心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重要的发动机。德法轴心亦即双驾马车在历史上也常常具体体现在两国政治人物默契合作的亲密关系之上：从早期的阿登纳与戴高乐，施密特与德斯坦，中期的科尔与密特朗，施罗德与希拉克，到不久之前的默克尔与萨科齐，他们并肩携手的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体化凝聚力的象征。无论是戴高乐还是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他们对于欧洲联合的观念都是基于欧洲分裂的历史，欧洲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初衷正是遏制欧洲大陆内部战争频繁的局面，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单单是从19世纪末以来，德法这两大欧洲强国和近邻之间就上演了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深重危机，凡尔赛宫既见证了“俾斯麦帝国”的崛起，也见证了德国的战败和间接导致德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壮大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在阿登纳看来，欧洲旧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灾难，必须加以克服，德国人要培养健康的民族感情。他从战后欧洲的现状和西德的现实与利益考虑，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和对美国的戒备，积极主张德国融入西方和加入欧洲一体化。而戴高乐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便致力于构建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他认为，建设一个联合的欧洲首先需要法德两国的密切合作。

德法政治首脑对于推进一体化的共识也延续到了默克尔与萨科齐的身上，这对政治双驾马车一度被称为“默克齐”，在公众的印象中，默克尔就是一个行为理性谨慎、善于在幕后运筹帷幄的老练政要，而萨科齐是一个高调爱出风头发布新闻的公众人物，以至于他们在欧盟层面的角色分工堪称政治绝配。

双驾马车动力不足

德国和法国对一体化进程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前欧元危机的阴影中，不仅几十年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成果看起来岌岌可危，各国民众的疑欧情绪空前浓重，欧盟这个超国家共同体的前景堪忧，危机也给欧盟主导权带来悄然变化。德国因其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制定救助方案中的话语权多过其他国家，又因其坚持严格财政纪律的立场，在一干畏首畏尾、束手无策的成员国当中鹤立鸡群，英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都先后表示期待德国在一体化中担当领导决策。反观法国，一方面自身也存在债务问题，另一方面为解决就业焦头烂额，欧洲政坛上的新手奥朗德除了反复强调拉动增长的重要性，就再难有作为。

近日，奥朗德所属的社会党左翼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批评了默克尔的严格紧缩政策及她本人：“默克尔所考虑的不过就是莱茵河那一头的储户们的存款，德国的贸易收支，以及她本人在大选中的前途。”虽然后来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社会党删除了相关章节，但报告内容代表的是很多法国人的看法。自从奥朗德上台以来，“默克朗”的双驾马车明显动力不足，而欧盟内部主导权发生偏移，权力中心更多呈现从法德轴心向德国方向偏移的态势，以至于人们已经开始争论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德法关系基础变了

笔者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进入第六十几个年头的今天，德法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虽然德法两国无疑仍旧是稳固的合作伙伴，但是这些变化客观上削弱了两国作为发动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传统作用：

首先，德法合作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昔日的殖民地国家，自始至终都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彰显自己作为传统政治大国的抱负，无论是在伊战中联手德国公开反对跨大西洋的政治盟友美国，还是在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国内政局的干涉之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与法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地位二十年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战结束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在外交上一贯保持低调的“克制文化”，自觉维护“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而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已经完全走出战争给国家主权带来的阴影，走向正常化外交，其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稳步增强，2004年欧盟东扩后，德国在欧洲的地缘战略意义日渐提升，近几年的欧债危机更是强化了德国作为经济强国和欧洲政治大国的地位。

其次，德法合作的动因发生了变化。欧洲最终开启联合之路的重要初衷是实现欧洲大陆的和平。而今，欧盟成员国间的战争隐患不复存在，不但民主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之间也永远不会发动战争”（默克尔语），如今摆在各国、尤其是德法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持续不断地为一体化提供新的合作动力，指明发展方向，解决包括欧债危机在内的挑战，妥善平衡众多成员国的多元利益。

再次，德法合作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德法主导权的发挥受制于欧盟内部的机制改革，经过历次修约，欧盟内部的表决机制和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很多政策领域都是以实行“双重有效多数票”的表决机制为主，昔日那种“大国定调、小国服从”的局面不复存在，也在客观上削弱了法德轴心的重要性。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德国在欧盟中地位的走强更多是应急状态而非常态，从长期看，德法合作仍旧是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欧盟需要在政治、经济诉求各异的国家之间寻找利益平衡，在艰难的磨合之中缓步推进一体化。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欧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