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高龄不减防“麻”志

虽93岁高龄,但她老当益壮,内心永远充满着激情和不衰的斗志,依旧奋战在防“麻”最前线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中国麻风界有这样一位防“麻”巾帼,她叫李桓英。改革开放,1979年,在她59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成千上万遭受麻风折磨的患者,打破千年来麻风不可治愈的历史。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93岁高龄的老人。但在与麻风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用自己的执着坚持鼓舞着身边的人。
  5月8日,在北京市举办的首届“京华奖”颁奖仪式上,她被授予特别荣誉奖。在她从事麻风防治30余年无数荣耀中,又多了一颗闪亮的“军功章”。
  记者慕名而来,采访约定在北京友谊医院门诊楼的9层会议室里。面前的“李老”(这是大家对她亲切的称呼),头发斑白,戴一副老花镜,身形微胖。考虑到如此年岁的老人身体总会多有不便,记者本打算快速结束采访。但意料之外,整个访谈竟持续了2小时10分钟。老人有问必答,讲起曾经的故事,侃侃而谈,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叫人心生敬意。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战乱纷飞,西方的科技发展水平已领先于世界。八、九岁的李桓英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那时,有着长远见识的祖父看到德国医学发展迅猛,觉得她将来学习医学会有不错的前景。“那时候,旧社会早婚的父母就开始培养我对医学的兴趣,还教我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这也许就是祖父一辈“师夷长技以自强”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也较早地深入到了李桓英的思想里。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李桓英在战争中的大后方学医6年的艰难学业也在这一年完成,毕业院校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心在医院想有所发展的她又成功进入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攻读细菌与公共卫生专业。
  1950年,学校推荐她去日内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被派往东南亚印尼、缅甸等许多国家防治危害热带农村且致残的热带病雅司病和性病等疾病。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值向世界展现国家风貌之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的李桓英也代表新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人民的心中画上了鲜艳的一笔。
  那时李桓英拥有中、美两国两个知名学府的学习经历,还有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经历,这样的人生轨迹,对任何青年人来讲可谓是走上了人生巅峰。但对于李桓英来讲,这却更像是今后人生道路的一个铺垫。
  1958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然而,她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续签要求,只身一人投入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因为此时的李桓英内心早已偏向多年未亲近的祖国,她内心知道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大力搞建设,需要海外学子归来和支持。
  她没有将这一决定告诉在美国生活的父母,这一年她37岁,心想回国后或可再干20年。
防“麻”治“麻”,绝不怕“麻”
  祖国在李桓英心中永远都占据第一的位置。海外的经历无非让她更加懂得爱国、奉献四个字在心中的重量。回到祖国,她潜心研究医学,尤其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麻风病的研究中,她始终坚守在治疗麻风的最前线。
  现如今这种病在城市里已几乎销声匿迹,但过去,提起“麻风病”三个字,足以叫人心惊胆战,因为没有人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人在感染了麻风病后,没有有效治疗,脸部毁容、手指、脚部残缺,极为可怕。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待麻风病人的处置方式都很残酷,自有记载以来,各文明古国均有极其残酷的记载,他们不是被火烧死,被水淹死,就是被活埋;最人道一些的处理方式也不过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自生自灭。在我国云、贵、川地区就有一些麻风病人居住的村寨。
  新中国采取了积极措施,普遍用了上世纪50年代有效的氨苯砜,多菌型住院,少菌型在家治疗,直至改革开放后各种有效药物的联合化疗,治愈大批患者,麻风病已“可防、可治、不可怕”。
  直至1994年的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则消息:中国麻风病专家、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运用一种名为短期联合化疗的方法,经过两年的治疗,10年观察,有近万名麻风病病人得到治愈。消息一传出,震惊了世界麻风领域。
  这种联合化疗法采取了三种有效药物对病人进行化疗,不但改写了麻风病不可治愈的历史;同时,又大大缩短了麻风病的治疗期——仅需一年半。而且病情复发率降为0.03%,远远低于联合国1%的要求。
  谈起研发的经历,李桓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那是1978年,国家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她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工作。院里有出国学习深造的机会,了解到李桓英是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医回来的,上级就想派她到国外学习深造麻风病,而她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为了不枉学习深造的机会,她在出去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跑到广西、云南的麻风病高发区做调研,并预先选好了治疗麻风病的新疗法的她对西双版纳充满期待的患者说:“我一定会带新药回来的!”
  带着一些重要的调研成果,她到美国、英国、印度等7个国家的麻防中心学习,掌握了的最前沿技术。因为前期已做了稳妥的铺垫,新的治疗方法很快就在试点稳妥地用上了,为了能够验证疗效,她建立多个联合化疗的实验点做临床试验,根据我国麻风治疗标准,每年仔细调研和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一起,前5年按月观察之后每年调查1次,前后达15年之久,进行多年的观察研究。
  1983年年初,在云南的一个麻风寨,一位患病30年的县委书记意外迎来了李桓英带来的化疗药物。在接受她的正规治疗短短两年的时间,便得到完全治愈。寨里的村民也相继在联合化疗的治疗被治愈。那个麻风寨也在地球上消失,并改了名字,译成汉语为“重生”。
  在李桓英的调研中,像这样的麻风村寨还有很多,大多山高路险,地处偏僻,而她却不知疲倦地做了几十年。每次李桓英到一个村寨的时候,都会引来村寨里村民的一片惊奇: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她口渴了就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他握手,她便拉着他们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号,她总是亲切地拍拍病人肩膀拥抱问个好,让病人感动。治疗麻风她从来都是面对面地接触,没有畏惧。
  “您害怕过麻风病吗?”
  “不怕,从来就没有怕过。”
  “以前,有很多医务人员都会穿得像防化兵一样去看病人,就连给病人送药都要站得远远的,用根木杆把药放在另一头给病人递过去。”她描述着那时的情形。
  “我就不怕,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老人激动地说。
  “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我现在能治好它!”此时,场内很静,在场的人都在静静地聆听,无不被老人慷慨激昂的话语所感动。
  “她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教授不怕脏,为的就是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自我防护的方法。”旁边的人补充道。
  “她曾在勐腊遭遇坐独木舟过河翻船的经历,被捞上岸却湿漉漉地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她曾数次遭遇翻车,最严重的时候被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过去,听到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找不到人,连声呼喊,才反应‘我在这里!’但是爬不起来,心想骨折了,歪头一看,雪地上还有一大片血迹。7根肋骨骨裂,双侧锁骨骨折,头部缝7针。却还开玩笑说,‘按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了!’”
  李桓英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向上、简简单单的人,也曾有人质疑她“不是个凡人。”
  而我觉得这正是防“麻”李桓英的精神信仰,纯粹、坚定而有力量。
嫁给事业,大爱无疆
  采访前了解到李教授一直没有结婚生儿育女,但没有得到证实,如今我相信这确是真事。
  “我没有儿女拖累,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好好为事业、为祖国贡献。”李桓英自己说,1958年和父母分别之后,她只见过他们一面,父母去世,这个长女也没能回去送别,这也是她的愧疚。
  我心里不禁有些酸楚,但更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怀。我想她不是终身未嫁,她嫁了,只是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嫁给了祖国的麻风事业;她也不是不孝父母,而是更懂得报“孝”祖国。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儿女情长。只是她从不把“爱”字说出口,她爱得更沉深。她对于麻风病人的爱,期限是永久。
  2007年4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麻风病患者。经了解,患者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由于延误治疗长达10余年之久,病情已造成家中多名患者发生爪形手、垂足等不可逆的畸残。而患者又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如今却成了家庭成员中病情最重的患者。当李桓英了解到这些,为了避免病情继续恶化,争取早日接受治疗,她果断地带领所里人无条件地接收了这名患者和远在河南的家属,在京免费治疗。
  治疗过程中,医生曾多次叮嘱患者要制动、坚持换药并保持溃疡清洁。但由于全家靠捡废品、开“摩的”谋生,生活、居住条件十分有限,不能完全按着医嘱执行。一次,患者来到热研所复诊时,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足已破溃并且感染,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平房,生活十分拮据,她既着急又心疼。
  为避免再因捡废品而造成残疾,保证他们能进行规则治疗,按期完成疗程,她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作为生活补助捐给他们,还将自己的拐棍送给了那名患者,教他如何减少走路时全身重量对腿的压力。患者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家人竖起大拇指,“你是好人!好人啊!”
  然而,李桓英在治疗麻风病的经历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少。因为麻风病是一个“穷”病,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可每当李桓英了解到穷困家庭孩子们的生活现状时,就总是责无旁贷地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她自身生活很简朴,对物质条件要求也不高,就把医院按月发的奖金资助给孩子们学习、生活。
  曾有位云南患者的小女儿写信给她说,想看看患麻风病的母亲,但没有路费。李桓英当即给她寄去了100元,之后两人便一直保持着联系。一联系就是许多年,李桓英资助她读完了小学、初中,直到职业中学毕业。如今,这名学生已经长大成人,在社会上也找到了工作,能够独立生活。李桓英一直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亲人,而在孩子的心里,她就是再生父母。
  多年来,资助一直都是在默默地进行着,无法停止。她曾多次将自己科研的奖金捐给各个基金会,但她也从不向外人道来。
  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麻风患者的住地震塌了。李桓英首先想到的是,要为这些患者重建康复家园。不能让他们在承受心理折磨的时候,还要承担身体上的二次伤害。她毫不迟疑地向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捐款。而在汇款时,她将捐助人一栏注上了热研所麻风室全体同志。
  这样的形象下隐藏着无限侠骨柔情。她曾这样说:“我知道的,我能做的,我一旦应允了就一定会照办。”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如今,在每年的麻风节上,大家总会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积极活跃在麻风病科普宣传活动现场,这就是李桓英。为了宣传起到更好的效果,她会亲自编写宣传单。
  老人坚持不懈做宣传的精神不得不让所有人为之动容。采访中,她还向记者多次提到要做麻风知识的正确引导。看到现在仍有一些穷地方的病人不能正视麻风病,怕被嫌弃而不去治疗,她很着急。她说:“很多病人还不知道完成联合化疗就可以治愈,不会复发;没接受及时治疗的就会致残。”在她的理念中,麻风是可防、可治而且早治早好、不致残的。接下来的时间,她要倾尽自己所能把这种理念传播出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消除人们歧视、恐惧的错误认识。这也是她的心愿。
  随着联合化疗技术的日臻成熟,李桓英逐渐走进了国际治麻专家的视野。她曾收到母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学院院长的来信。在信中,她得知该院与我国一些组织机构的联系,并筹划着培养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她觉得这是好事,中国的防麻事业需要宣传出去,也需要与国际对话和交流。2012年5月,她应母校邀请,在母校做了“改革开放中国麻风病防治”的演讲,借此机会她带科室3名同志同往,学习可借鉴的新技术。随后又访问了美国麻风防治中心,交流学术经验,开辟了新的科研思路。今年母校又授予她“杰出校友奖”的称号,9月她将亲自前往母校领奖。
  没过多久,院长两次来信邀请李桓英作为校友赴香港参加主题为“保护健康”的晚宴。她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可以为医院和热研所的发展搭建很好的桥梁。
  她不顾高龄赴邀。在校友会上,她谈笑风生,介绍友谊医院和热研所的工作,介绍自己毕业回国以来的工作和成绩,院长和校友听罢都拍手称赞。会上,老人也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打算促成人才合作的这一想法,院长听后也表示很愿意为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构建平台。
  虽年事已高,但老当益壮,采访结束时,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我还要争取活到小康之年!”这就是防“麻”李桓英,内心永远充满着激情和不衰的斗志。